从1999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工程院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持续工作了12年,完成了六个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通过建设节水高效的现代农业,中国可以基本立足于现有规模的耕地和灌溉用水量,满足今后16亿人口的农产品[17.46 1.99% 股吧]需要。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强需水管理,做到在人口达到零增长后,需水也逐步达到零增长。中国水资源的总体战略是: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经》:您认为中国水利主要问题并非洪水和水资源量,那应当是什么?
钱正英:水多和水少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条件,中国水利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不少地方由于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水环境的不断退化,其主要表现为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等等。
这种退化趋势如不能及时有效扭转,将威胁到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才是当前中国水利面临的最大问题。
“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
《财经》:水环境退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钱正英:2000年7月,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了我们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2001年元旦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温家宝同志向我提出:“关于水资源的合作很愉快,愿意继续合作。”于是,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又选定了《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我参加了第一次考察,亲眼看到,许多内陆河流由于上中游大量引水灌溉,使下游水量减少以至断流,河流的终端湖泊干涸,形成荒漠。有些河流在中游水库蓄水之日,即下游断流之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我看到世界第五大内流河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已化为沙漠,原因就是西大海子水库的建设令一边的河道干涸了。
与此同时,由于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粗放,许多大中型灌区大水漫灌,灌区土壤盐碱化非常严重。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天然植被衰亡,加重了沙化,甚至出现了“人进沙进,人退沙退”的局面。这次考察,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开始对过去的水利工作进行反思,认为过去水利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粗放和过度。
“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这些问题,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财经》:这种承担责任的勇气,非常难能可贵。
钱正英:周恩来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提出,目前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近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财经》:从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是不是说,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正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各地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
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自觉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
《财经》:建国之后,一直提倡“改造自然”。从“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思想,到“人与河流和谐共存”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可贵的思想转变。
钱正英:客观地说,建国之初改造河流也是对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河流不整治也不行。和谐共存也要有一个基础,如果不能实现对河流的一定的控制,你要和谐,它不和你和谐。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用工程技术把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没有充分开发,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保护水环境,特别要防治污染和地下水超采。当然,从全国来说,各个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我国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利发展还比较滞后,这也是我当部长时留下的问题,还需要修建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在东、中部地区,需要加强中小水利工程的整修和管理并防治污染。
《财经》:近年来,您一再呼吁中国水利要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近代水利和现代水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钱正英: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中国从整体来说,基本完成近代水利,现在应该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
《财经》: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工业社会,还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
钱正英: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例如,在新疆,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新疆并不是因缺水而不能办工业,而是因为没有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农业生产过于粗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用水过多,影响环境。在最缺水的吐鲁番市,当地领导同志总结他们的矛盾是:以95%的水资源支持为GDP贡献5%的农业,只剩5%的水来支持为GDP贡献95%的工业。
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阶段,水利要适应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要求,我们应自觉把水利工作逐渐引入到后工业时期,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从传统的供水管理为主,转向以需水管理为主。从过去的“粗放管理,过度开发”,转向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中国水利必须从近代水利走向现代水利。要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我相信,这一次水利高潮,将消除过去高潮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片面性。特别希望能够弥补我过去主持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型轻中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重水量轻水质”的缺点,将水利建设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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