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怎样做好准备？

　　企业应把碳资产、碳覆盖等家底搞清楚，设计造血机制，激励企业参与减排

　　“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是政府在东部的14个州，选择了部分企业，并设计出总量控制指标，在其控制下进行内部的排放交易，这样也能达到减排的效果。而且企业提前在资产负债表中引入碳的概念，为将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黄杰夫介绍说。他所在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在天津参股成立了天津环境交易所，正在天津、甘肃等地组织部分当地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着类似的尝试。黄杰夫说，通过对自愿减排市场机制的摸索和实践，先在企业间普及这样的概念，培训相关人才，为中国政府日趋明朗的碳排放控制工作做准备。“现在花1块钱(做这样的工作)，相比起将来要花10块钱，显然是划算的。

　　“有些企业投资几千万把燃料改为天然气，这一定是有减排成效的。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通过CDM机制得到补偿，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变现，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黄杰夫说，碳交易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惩罚排放，而是给减排提供激励机制。我们在天津、甘肃正在进行的试验性自愿减排联合行动，就是希望从企业的角度设计一个有效的“造血”机制，激励企业参与减排；同时帮助他们在碳风险规避、碳资产管理等方面做好技术、人才上的准备。

　　黄杰夫说，当前，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将持续做基础工作。一方面是对企业界进行碳减排、碳交易、碳金融市场等相关理念的宣传，和企业一起把潜在的碳资产、碳覆盖等这些“家底”搞清楚；另一方面，大家在一起摸索研究相关的技术和市场标准等。他反复强调，这些事关能力建设的工作要先行，不管哥本哈根最后会形成怎样的决议，企业做好准备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论坛中，梁猛想告诉企业的一点是，企业的减排行为和企业发展之间是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的。短期内可能是有冲突，但从长期看目标是一致的。他解释说，一旦这个市场体系得到建立，进行减排的企业自然可以通过市场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他更有提高减排水平的积极性。而购买指标的企业则有压力、有动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被动”地提高能效水平和能源资源利用率。“如此这般，相比于其他企业，他就有可能出现技术领先的状况，以至于当强制减排成为普遍政策时，他就具备明显优势，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有长远好处的。”而反之，如果企业对减排现在还继续保持排斥的心理，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吃亏的就是企业自身了。所以他希望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都能重视起来，共同参与谋划建设中国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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