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急需建立碳交易技术标准和市场体系,有效降低减排成本并优化资源配置

　　波恩、曼谷、巴塞罗那，自今年6月以来，联合国2009年气候变化相关国际谈判会议马不停蹄地举行着，并将最终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水落石出”。一次次的唇枪舌剑、利益博弈并未消解笼罩在全球碳减排上空的疑云，经过多年艰苦卓绝谈判所形成的《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等成果反而面临诸多变数。

　　与之相关的，在上述框架下形成的“清洁发展机制”及碳交易市场也将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作为碳减排资源最有潜力的供给方，中国如何看待并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二氧化碳方面已经并继续做出巨大努力，但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对经济增长最小的冲击实现减排，成为当下围绕气候谈判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

　　碳市场走向何方？CDM能否继续存在？

　　全球碳市场依然有稳定的市场需求，CDM机制需要改革

　　在搜狐绿色频道不久前举办的“碳金融:世界形势与中国定位”论坛上，与会专家首先关注的话题就是，哥本哈根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对中国或者世界的碳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与会嘉宾之一的杨宏伟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的主任，也是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亲历了多个回合的气候谈判。尽管对上述问题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但他认为“前景是乐观的”。杨宏伟说，根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大幅度减排，发展中国家要采取国内减缓行动积极应对，这就是给全球碳市场的积极的市场信号以及稳定的市场需求，这对未来碳市场的影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对于国内的碳市场，杨宏伟的态度同样是积极的: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到2020年，将在2005年水平上努力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政策层的表态为我们开始探索采用市场机制、财税政策等综合手段促进国内减缓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旦新的协议形成，原有框架下的CDM机制是否还继续存在？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下去？对此，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猛提出，未来对CDM的改革可能是势在必行的。其主要原因在于CDM机制自身的一些缺陷，比如目前基于项目的减排测量认定方式，不能覆盖更多的减排工作领域。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修一条又宽又直又好用的公路，肯定相对于质量差又绕远的公路，有利于资源节约和节油，但是其减排效果不符合CDM机制中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原则。此外，CDM项目审批周期太长也广受“诟病”。而杨宏伟则态度审慎:CDM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市场机制，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不管第二期的国际气候谈判结果如何，国际社会都需要紧密合作并利用市场机制，包括基于项目的机制，来促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事实上，碳交易及相关金融市场的建立，其根本性的意义在于形成价格，并给相关市场提供明确的信号。杨宏伟举例说，如果市场预期能源价格上涨，大家就都会积极开展节能以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届时如果市场果真如预期，市场参与各方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就会显著增加，避免各经济体的大起大落。他同时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碳市场建设、进行碳交易的目地在维护国家发展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来降低减缓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并激励更多的人来参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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