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资金的需求方这一边，理想状态下估值高、成长性好、信用度大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仍然相对稀缺。正因此，资金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加剧了C P I的走高，为了防控通胀，“银根”又被不断收紧，最终造成了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日趋艰难的“恶性循环”。反过来讲，如果科技创新型企业能够为社会投资、银行信贷提供增值机会，这些逐利资金没有理由不顺应政府的倡导并支持之。

　　对于大中小企业要区别对待

　　《经济参考报》：在科技创新型企业方面，如何为庞大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游资，培养优质投资标的?

　　邓天佐：在社会资本最青睐的大中型企业方面，我们常说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可能是因为他们享有独特资源，基本垄断市场，不用创新就能获得足够利益。尽管现在单个科技项目的支撑强度已经不小了，几百万、几千万的专项资金比比皆是，但在调动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方面，仍未必有效。

　　“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学会运用不同的资源组合，去推动不同的市场主体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对于大型企业，政策的调动效果远胜于资 金 。假如我们能制定一项政策———企业销售额的百分之几必须投入科技创新，并且严格加以考核，有明确的奖惩条款，那么将极大调动大企业的科技创新积极性。此外，对于“企业科技创新投入150%加计扣除抵补所得税”的现有政策，多个地方在运用上还远远不够，政策成效远未显现。

　　《经济参考报》：在中小企业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前期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可控性较弱，且与其他中小企业不同，缺乏土地、厂房、设备等抵押物，对于商业银行等低风险偏好投资者“吸引力不大”。您怎么看?

　　邓天佐：虽然近期“银根”随着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而缩紧，虽然银行的资本约束会随着《巴塞尔协议》的修订而加大，但是，房地产和资源类企业靠得了一时、靠不了一世;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里，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一定是拥有自主技术且满足市场需求、包括节能环保领域在内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投资一个此类企业，等于培养了一个长期的优质客户———即便存在一定的风险溢价，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利率等市场手段加以解决。

　　衷心希望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市场和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工具、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尤其是要推动金融创新，消除或降低因金融创新不足带来的市场风险。例如，可以研究放开科技创新型企业发行利率高于(甚至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高风险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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