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准对火电厂的趋严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中电联曾经在征求意见阶段提交了修改意见，很可惜，直到定稿发布也没有人组织一场有电力企业和行业组织参加的讨论会。”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有些遗憾，作为这份标准1991年首次发布和1996年第二次修订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说，这个标准已经四次修订，但仍感到此次修订有点像“大跃进”。

    在他看来，电力行业已经超额完成二氧化硫减排任务，“‘十一五’电厂的减排贡献是全国减排量的108%，也就意味着除电力行业外，其他行业还在增排，根据‘十二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全国氮氧化物减排10%，二氧化硫减排8%，但是按新标准要求，电厂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竟然要减排约50%，仅电厂减排折算到全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量目标将超过20%以上”。这也是王志轩置疑的地方。

    王志轩口中的新标准是一份新修订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份标准在原稿的基础上修改了对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汞的限值，其严厉程度甚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被称为“世界最严”排放标准。

    显然，王志轩是在为火电企业打抱不平，环保出身的他在看到征求意见二稿后洋洋洒洒写了一份7000多字的长文，引发了众多追捧者，朱成章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年近八旬的原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在采访中直言，“新标准对燃煤电厂很不公平，有点逼人太甚，燃煤电厂用煤毕竟只占整体用煤量的50%，对其他50%散烧和小锅炉没有排放约束，一边对电厂越来越严，另一边却放任同样比例的煤炭排污。”

    面对电力行业的指责，环保部门却不以为然。

    杨金田，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他的团队正在根据新标准做下一步规划。声称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杨金田表示，新标准远没有中电联和电力企业说的那么严重，不会成为企业的“致命打击”。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人士观点更加尖锐：“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如此反对无非是想多拿点补贴，至于脱硝技术方面，就是一个化学反应系统，没有电厂说得那么难。”

    一方是高呼“致命”，一方则不以为然，这份新标准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甚至有专家把这次电力和环保业的大讨论上升到了能源结构调整的高度。为此，《能源》杂志记者走访了电力企业、环保设备企业、电力专家、环保专家，试图来解读这份新标准带来的种种影响。

    争议“世界最严”标准

    自从一年前推出征求意见稿开始，就被冠上了“世界最严”标准的头衔。新标准大幅提升了污染物排放标准，首先是强制性污染物排放指标从3个增加到4个，分别是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和汞；其次，原有对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标准都严格了一倍，即二氧化硫新建锅炉为100mg/m3，现有锅炉为200mg/m3，而2003年的标准分别为200mg/m3和400mg/m3。

    或许这些枯燥的数据难以理解。以脱硫为例，十多年前，火电厂没有上脱硫设备，下雨天贵州人便不敢出门，因为常常下酸雨，整个街道上的路灯和栅栏都锈迹斑斑，市容市貌非常糟糕，2003年开始执行400mg/m3的标准以后，脱硫效率达到了85%，贵州彻底告别了酸雨。

    那么，新标准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200mg/m3又是什么概念？即在约85%脱硫效率的基础上再提高约10个百分点。“可别小看这提高10个百分点，技术和资金的支出与85%有明显的区别，将会进一步扩大关键设备的进口范围和数量，并影响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应用。”王志轩说。

    “现在80%以上的电厂已经进行过一轮脱硫改造，才用了没几年，有些电厂仅改造完一两年，现在又要改造一轮，这简直就是添乱。”当记者二次来到高井电厂采访时，其党委书记何智勇抱怨道。

    王志轩认为“过高的环保要求对大多火力发电企业而言，将只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企业倒闭，二是造假”。的确，过严重压下，企业或许表面可以应付，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可以在夜间关闭减排设备偷排，或者减少投入资金，少放甚至不放催化剂等等。

    环保部门却认为愈发严格是大势所趋，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环保与节能减排专业组主任王亦楠就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只有严格约束才能推动技术进步，不然没有动力，掐死一些行业的同时也会催生一些行业。”

    然而这种严格约束带来的是什么？王志轩算了一笔账：如果要实现新标准，现役7.07亿千瓦火电机组中，约有80%以上的机组需进行除尘、脱硫和脱硝改造。

    如此高的比例让人咋舌，但当杨金田听到这组数据时，一再表示，“80%的电厂需要进行脱硫改造不太可能”，不过他也坦言，具体的数据没去做测算，但显然对中电联的数据持否定的态度。

    1991年国家颁布《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王志轩是起草人之一，1996年进行了修订，王志轩依旧参与其中，直到2003年的第三次修订不再参与。循序渐进、越来越严格本是制定的初衷，只是王志轩没有预料到会如此突飞猛进，他原以为这一次会巩固“十一五”的成果，趁机完善市场，提高国产设备的水平。

    对于这种跨越式发展，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不以为然，他认为只有标准越严格，才能越有利于环境保护。站在环境治理角度考虑，若此次标准较松，一方面会造成后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气污染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会增加无谓的污染治理成本，实际上得不偿失。

    “标准趋于严格是一种趋势，比如从两种污染物到三种，这几次修订都是趋严，但是我们不能把严格作为趋势判断的标准，制定排放标准的理念应该是环境、技术、经济三者协调，而且应评估清楚这几种污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的程度和比例，电厂污染的影响是更大了还是减轻了，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到底谁最大，不能想当然认为电厂影响大。”王志轩如此解释。

    按照其观点，技术进步了，环境要求高了，经济有足够的支撑了，得出的结果必然严格，如果技术没有进步，经济不可行，再严格也没用。除此之外，火电还涉及到安全生产，“过严的标准对电力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可取得”。

    王志轩双手做着手势，试图以通晓的语言解释清楚这个专业问题，“毕竟是脱硝、除尘、脱硫三套设备象糖葫芦一样串在电厂排烟系统上。如脱硝催化剂放在烟道里，烟气要通过蜂窝状催化剂，还要喷入氨还原剂，并在催化剂表面进行化学反应，对烟气的流动和系统阻力，以及下游除尘和脱硫装置产生影响。”

    据介绍，三种污染物不是并联关系，而是串联，处理对象均为排放的烟气，首先是脱硝，然后是除尘，最后是脱硫，这是典型的布置。三个趋严相互影响势必造成系统更加趋严。日本是制定火电排放标准较早的国家，但其排放标准并没有持续趋严，主要还是从环境质量上加以考虑，且对氮氧化物的环境质量标准也有放宽的时刻，2002年日本就将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者合成了一个规范，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而我国现在要考虑四种污染物治理的关联性。

    针对日本放宽标准的做法，杨金田认为是表面现象，本质上依旧非常严格，因为日本对待电厂排污采取的是标准和协议两种模式，“实际上日本的电厂都签署了环保协议，协议规定排放浓度是很低的，美国标准也宽松，但有总量排污交易，必须达到脱硫标准才能满足总量要求，所以不能完全说我们的标准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其他国家采取的措施也能达到这个要求，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尽管如此解释，电力企业还是有诸多疑问，“我们也希望像美国一样实行排污交易，标准如此严格，哪有交易的空间？”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电力企业都在一个问题上表示极度不满，就是反应渠道不畅，“我们有很大的意见，到处去反应，但是没人理，征求意见也就走个形式。这毕竟是涉及到电力企业的事情，环保部应该召集发电企业的代表，听听大家的意见，国企也是国家的钱，应该统筹考虑，标准的初衷应该是利国、利民、利企，而非一家之言。”某电力企业相关负责人满腹牢骚，却有所顾虑，一再嘱咐记者隐去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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