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8月初在“2011年上半年石油和化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披露，今年1至5月，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为1.91亿吨，增长8.5%，对外依存度高达55.2%，首次超越美国(53.5%)。这一数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8月15日，发改委发布数据称，据有关方面统计数据测算，上半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54.8%，较2010年上升1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美国同期水平。按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EIA)1—5月份数据计算，美国原油对外依存度61%。发改委对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美国的否认，可以使人稍稍松一口气，但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攀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预测，10年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4.5%；国际能源署更是预言，中国原油需求增速未来若保持不变，石油进口依存度或将升至80%。
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油荒”、“气荒”、“电荒”之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的事实再次叩击着人们的神经，叩问着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攀升的警示
算账一：简单的加减乘除，可以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能源家底。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均资源的小国，能源更是如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得出的结论。”
杜祥琬说，至少未来十年，传统的化石能源依然是世界能源的主导，那么我国化石能源的家底是怎样的?
我国的原油家底不丰厚，虽然三大石油公司千方百计勘探找油，但为了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供应，不竭泽而渔，近年来原油年产均在两亿吨左右。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1993年成为原油纯进口国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上升，目前已接近55%；西气东输、川气东送使人们对清洁能源天然气寄予厚望，但目前我国天然气(包括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大规模开采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难题；即使是我国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采比也不到40，储采比是已探明储量除以每年的开采量。也就是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国的煤炭也就不到40年的供给量。而世界平均水平煤炭储采比超过100。同时，现在一年开采30亿吨原煤中，科学产能只有一半，强劲的需求不得不容忍一定的非科学产能。非科学产能意味着高昂的环境代价、资源浪费和矿难频发。
人均家底薄，整体家底也不厚，支出又是怎样的呢?
来自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和煤炭工业协会的信息表明，我国多年来能源供给增长紧跟GDP增长，煤、电、油、气供应长期吃紧。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降低单位GDP能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但“十二五”开局之年，能源增长仍然偏高，“能源荒”仍旧困扰着中国经济。
“阶段论”为高耗能保驾护航何时休
算账二：美国占全世界人口不到5%，却消耗世界20%的能源。如果全世界都向美国学习，则意味着四个地球的能源才能养活全人类。
“2010年我国GDP为世界总量的9.5%，能源消费总量已占世界总能耗的19.5%。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杜祥琬分析说，“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另一方面，以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能耗，我国的能耗比例与人口比例相当。人均能耗已达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在现实中，“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的阶段特征论”正在成为粗放发展和高耗能保驾护航的“有力说词”。
“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基本建设，能源消耗适度偏高是正常的，但高到如今的程度是否合理?长期如此高下去是否可能?我们还是用事实和简单计算来说明吧。”杜祥琬说。
杜祥琬告诉记者，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因为各自资源禀赋和所处国际环境不同，走出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从世界范围看，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工业化初期确实有一段时间单位GDP能耗很高，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很快就降下来了。德国工业化的过程能耗比美英要低。而日本的发展则可以作为一个反例，由于日本资源短缺，日本不得不选择节能的道路，在高速工业化的同时单位GDP能耗远低于我国目前的水平。
“我们不能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比人均能耗。美国的发展道路既不是规律，也不是榜样。算算账就可以明白。”杜祥琬告诉记者，美国占全世界人口不到5%，却消耗世界20%的能源，现在美国的人均能耗是中国的4.5倍，如果中国的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水平，就意味着全世界的能源都要由中国消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全世界都向美国学习，则意味着四个地球的能源才能养活人类。目前中国的人均能耗已达世界平均水平，要继续发展必须将人均能耗控制到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GDP总量已达世界第二，我们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有了底子，也有了经验和教训，从‘不发展是最大的问题’到现在已变为‘不科学发展是最大的问题’。”杜祥琬说。
必须抑制粗放式发展的冲动
算账三：不合理的能源需求到底有多少，离开“三高”路在何方。
关于发展道路，杜祥琬提出，“以粗放的能源供给满足增长过快需求的能源供给模式”，可简称为A模式，A模式应逐步转变为“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的新型供需模式，简称“B模式”。
以水泥为例，来说说“合理需求”：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水泥年产量从6亿吨增至18.4亿吨，已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近60%(钢、铁等高耗能产业情况类似)。据专家们计算，现有产能已足以满足每年同时完成25亿—30亿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积、10万公里公路、7000公里高速公路、6000公里铁路、1500公里高速铁路和改建新建20个机场，已超出住房和各种必要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
客观上，这些高耗能产业已趋于饱和，再人为拉高其增长，只会使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进一步趋紧，而那些既无科技含量又不惠及民众的高楼攀比工程、面子工程、高端投机性建设、高尔夫球场等，本来就是应当抑制的不合理需求。
中国环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年的GDP增长中有3.4%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钱虽然多了，社会质量下降了，就会有违“以人为本”的发展初衷。
杜祥琬边说边画图，用库兹涅茨曲线解释，一条是代表污染的纵轴，一条是代表发展的横轴。我们不要重走西方“爬山包”的倒U型老路，要争取发展的同时污染少增加的“隧道效应”，就是有污染的增加也要尽量爬“小山包”，落实“新型工业化道路”。
杜祥琬指出，粗放发展的标志是“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概括起来就是“三高两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有限、环境容量有限的人口密度大国，必须精心设计仔细谋划，抑制粗放大跃进的冲动，科学发展才能保证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经济建设有自身的客观规律，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GDP更不是越高越好,“十二五”规划将年均GDP增长目标定为7%,就是最高决策层在主动调整经济发展速度。
“对于GDP增长不够高就无法满足就业需求的担心可以理解，但转变经济结构是破解难题的根本途径。”杜祥琬说，“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第三产业7%的增长吸纳的就业与第二产业10%的增长提供的就业相当。”
面对中国能源家底的现实，杜祥琬呼吁，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控制总量。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发展大有希望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全社会倡导“适度的物质消费，丰富的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反对“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中国的人均能耗、人均轿车数、人均排污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等必须控制到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节约型社会的必然内涵，也是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要求。
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变化情况(部分年份)
1993年 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其原油对外依存度当年仅为6%，但此后一路攀升
2000年 对外依存度26.7%
2003年 对外依存度35%
2005年 对外依存度42.9%
2006年 对外依存度突破45%
2007年 对外依存度47%
2008年 对外依存度49%
2009年 对外依存度突破50%的警戒线，达51%
2010年 对外依存度53.8%
今年上半年 对外依存度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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