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指出，“在国际上，我们认为减排二氧化碳的指标不公，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国内也同样，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区，在历史上排放就比落后地区多得多。现在，即使是落后地区，也要求减少同样标准的排放。”

　　“现在，地方对此意见大了去了。只不过大部分不敢说，有敢说的也就表示自己做不到。谁敢对北京、上海说三道四？即使是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部门，现在谁又敢对北京、上海下命令？地方最大的争议就在这个地方。”何祚庥说。

　　“现在各个地方一定要保证节能指标的实现，完不成目标就要地方长官问责，地方长官就把民用电停了。”他认为，我国把节能的潜力估计得过大、过急了，“所以，部分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就搞拉闸限电，把限电和节电混为一谈，或在指标上作假。”

　　在何祚庥看来，我国对能源使用效率的测算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有数据指出，2010年我国GDP为世界总量的9.5%，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能耗的19.5%，GDP能耗已经高出世界水平一倍，是日本的4.9倍。如果按国际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测算，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总量约为18%。这意味着，我国能源效率提高了一倍。

　　与能源指标分配相关的还有技术问题。姜克隽表示，现在各省区市报上来的数和国家能源局的数差距不小，“如果总量目标分配到省的话，比如北京从华北电网大规模调电，调的电怎么算？北京自己发电只占用电量的1/3，其他2/3要从周边如河北和内蒙古的电厂调过来。这部分电煤是算在河北、内蒙古的头上，还是北京的头上？”在其看来，要制定合理的算法，“不能说内蒙古发的电给了北京，还是全部算到内蒙古煤炭消耗的指标上。”

　　李俊峰表示，能源规划的制定之所以不断征求地方的意见，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地方，而不是中央。一项政策的出台，要尽量让地方支持。这样才能落实。”

　　行业发展的空间争取

　　在能源指标的分配上，各地寻求更大份额的同时，行业之间的竞争也逐渐摆上台面。

　　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后，国务院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这被认为是可再生能源加大发展的机遇。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认为，如果国家核能发展受到影响，则可以加快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设。他建议，风电规划的2015年目标，可以从7000万千瓦装机目标，提高到1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可以从原先规划预定的500万千瓦，调高到1000万千瓦。

　　水电也进一步跟进。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表示，如果太阳能和风电加快投资，则抽水蓄能电站也要跟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水电适当加快是可以做到的。”

　　就在其业界分别猜测核电发展是否会因此放慢速度，并纷纷提高目标期望时，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多个场合表示，核电装机容量在2015年达到或超过4000万千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姜克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2015年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肯定能达到，因为核电的建设周期最快五年，现在已经全部开工。福岛事故对2015年的核电装机容量没有影响，影响的是2015年之后到2020年的装机容量。”在其看来，即使是到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的目标也没有多大问题。

　　对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核电在2015年的规划，业界的估计不同，而见诸媒体的数据也有差异。本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到2015年，风电装机容量为9000万千瓦，太阳能可能为1000万千瓦，生物质能为1300万千瓦；到2020年，全国风电规划装机1.5亿千瓦，太阳能30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也将达到3000万千瓦。

　　面对国家在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时是否有所偏向的问题时，李俊峰表示，各种能源国家都支持发展，但是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速度有差别。比如核电要重点解决安全问题，这就涉及技术进步和提高标准等。太阳能需要继续降低成本，生物质能需要解决现在面临的“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问题，而风电并网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主要是利益的格局问题，利益相关方之间需要协调，要通过完善政策来解决。

　　“风电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没有太大争议，也很少有安全问题。这些给清洁能源发展设定的数字只是一个保底的指标，是地板，不是天花板。”李俊峰说。

　　但姜克隽注意到了背后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用电端存在的竞争。比如，风电未能上网是否有为煤电让路的考虑。另外，总量控制之后，具有煤电、风电等多种发电条件的地方，其为了实现总量控制目标，肯定不会控制其风力发电，而是煤电。“这是个积极信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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