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能耗和环境保护已逐渐成为共识，并上升到国策的高度。

　　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实现降低能源消耗20%和其他减排目标，国家发改委表示能耗指标将成为今后项目审批的强制性门槛。然而，节能减排在中国是个并不好解决的问题。以目前的情况，节能减排还面临许多困难的选择。当然政府还可以做很多，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许多节能减排措施因与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政策可能有冲突而收效甚微。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投资推动和高增长。近三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9.5%；在大部分时期，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于40%；现在接近50%。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一直是重工业。在1985年，重工业比重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55%。1990年降到50%，2000年回升到60%，2005年高达69%。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引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下，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在近几年经历了最快速的发展。

　　为何中国需要这么多高耗能产业？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根据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的要求来估算，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大约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首先，根据1990~2004年的统计数据估算，城镇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千克标准煤)大约是农村居民的2.8倍；其次，推动城市化进程要求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这些都是高耗能产业。

　　城市化进程所需的水泥和钢铁只能在国内生产。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达到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为中国生产这么多的钢材和水泥。因此，只要中国快速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望不变，重工化和高耗能产业，也就是能源消费的高增长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充足的就业机会来支持城市化进程，这就需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廉价产品要求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成本。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问题。事实上，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低廉。低能源价格却需要政府利用低资源税、能源补贴，以及控制能源价格上涨等手段来实现。这不仅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效率，还影响整体能源效率。

　　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寄望于调整GDP增长结构。就相对比较优势看，中国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增长模式应扬前避后。这就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发展低耗能产业，比较可行的是发展服务行业，这与学界中中国经济增长应从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呼声一致。发展服务行业首先必须增加收入水平，这是消费需求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居民过高的储蓄率(超过40%)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对普通民众来说，住房、教育、医疗费用高不可及，不储蓄如何应付？调整增长结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目前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抑制高耗能产业，有其必要性，但也有很大的经济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