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发改委万亿新设PPP项目库市场的启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将逐步进入吸引外资新时代。

　　所谓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PPP)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以某个项目为基础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模式。PPP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公共服务领域开始应用的一种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方式，被认为是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新模式。PPP模式的推广有利于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控制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符合公共财政和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

　　从本质来讲，PPP的核心理念思维是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本利用其专业能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PPP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轨道交通、市政设施、生态环保、清洁能源、健康养老服务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亟待国内私人资本、外商资本在内的更多社会资本进入。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PPP模式主要使用在能源、电力、交通以及水处理等行业，以BOO/BOT/BROT等形式为主。根据专门研究机构的统计，1985~2011年以来，全球基础设施PPP名义价值达到了7751亿美元;从地域上看，英国、澳洲等国家的PPP模式较为成熟，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相对使用较少，不过近年来也在快速增长中。

　　中国的资本总存量和人均资本存量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重大国计民生方面的公共设施投入存在明显不足。未来需要从新型城镇化入手，在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基础上，针对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环节，如城际交通、城市地下管网、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环保、农业水利、农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中西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工程，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参与城市经营，更多研究国有设施和国有资产经营权的转让措施和办法，积极探索尝试多种直接融资方式。推进市政公用事业产业化，将城市公用事业所有权、经营权和养护管理进行有效剥离，吸引各种社会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提高国有资产和设施的运行效率及水平。此外，通过PPP的改造可以将原来较短的回购期变为较长时间的公共项目特许经营期，以减轻债务偿还的压力。

　　然而，中国当前PPP市场也面临许多问题：一是缺乏成熟的管理者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二是国际成功实施的PPP项目顺周期特征较为明显，多数由企业主导，而中国的PPP更多是政府主导，逆周期的特征相对较强;三是某种程度上政府信用和规则缺失在以往成为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府应提供标准的项目合同文本，促进社会资本、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本在内的成熟投资者进入。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法规健全、政策透明度高，PPP项目运作较为规范，需要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PPP市场，这对提升公共服务管理效率将带来积极影响。

　　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推动公共服务购买社会化，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等措施，外资进入中国PPP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2013年之前，中国外商管理模式一直采取的是准入后国民待遇和正面清单的模式，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进行审批，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以开放促进改革，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积极构建更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政策体系，这对于推动各类资本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加快中国政府向高效的服务性政府转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

　　外资进入中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中国经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创新研发的投入，也将通过PPP等形式吸引外资进入。

　　例如，最近刚刚颁布《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就明确鼓励外资进入软件及信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等新兴产业，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吸引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中心、离岸服务中心、经营总部，通过人才引进、技术引进、合作开发等方式开展合资合作，中国正在步入吸引外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