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暴露出四大关键漏洞

　　面对这次巨大的灾害和核危机，日本国民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有秩序，没有出现大的混乱。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作为一个灾难频发的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素养较高，并且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个人、企业和地方自救体制。但即便如此，日本在政府治理方面还是暴露出了严重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部分特权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危害了国家利益。在这次核泄漏事故中，东京电力公司没有及时向政府报告事故真相和严重性，不理会政府的指令，而政府也无法从企业得到真实的信息，从而导致政府不能正确地判断事态，延误了决断和及时补救的时机。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由来已久的官僚与企业盘根错节的灰色交易问题。在日本政界和经济界影响力很大的“经团联”第7代会长平（微博）岩外四和现任副会长清水正隆就是东电公司总经理（清水正隆因核污染事故已辞职），日本一些国会议员和执政长达几十年的自民党也被揭露曾接受过东电的政治献金。与此同时，东电还对一些媒体有控制权，影响了这些媒体的事故报道。

　　第二，关键性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功能不分。

　　日本的核能安全监督管理权归于“核能安全保安院”，而这一机构隶属于经济产业省，后者又同企业紧密相连。这次危机中，东电迟报和低估核泄漏的严重性，而核安全保安院并不能有效监督东电，只是根据东电上报的数据照本宣科开新闻发布会，以致闹出连续修正核辐射数据的笑话。

　　目前，已有建议将核安全保安院从经济产业省分离出来。

　　第三，日本政府行政能力和应急能力仍然脆弱，中央对地方缺乏有效监管。

　　除了上述的巨大漏洞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在事后不理睬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80公里避难标准，坚持自己的“30公里”基准，引发了很多质疑。此外，日本厚生省本已检验出被辐射地蔬菜和牛肉的放射性物质超标，后又因为舆论的“风评”影响了灾区农产品的销售遭到谴责，随后又撤回检测结果，说是检测出了错。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信誉。

　　日本的政治体制是“都、道、府、县”制，近几年在推进地方自治制度中加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独立性，但同时中央政府却被大大削弱，造成政府机能残缺。

　　第四，核安全不仅是个能源问题，更是个国家安全问题。

　　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派出了从未露面的特种防化部队和最新技术手段，另一方面还不得不求援于盟国美国和核技术大国法国。因而美国的核舰艇、特种防化与和污染处理部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本，法国核能大企业进入事故中心技术指导，连俄罗斯也派舰艇和飞机巡逻监视。

　　在这些大国和高技术的帮助下，日本可以暂时渡过难关，但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通过卫星、直升机、潜艇和测量仪器的介入，再加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高清晰度图像，日本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情报也被暴露，在未来会给其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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