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伴随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中国正面临着提高能量利用效率的严峻挑战。中国综合能耗是发达国家的4倍。占世界总人口1/4的中国所产生的11万亿元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但消耗能源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消耗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比重达30%以上。一般GDP增长8%，能源相应增长为5%，可是中国在2003年和2004年的能源供应增长数字是13.5%和14.5%，等于两年时间就耗尽了5年的能源计划供应量。

一般认为，中国能耗高是由于中国的生产技术落后，即使生产同样品质的产品其能耗也比较高。事实上，“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单位GDP能耗是与生产规模的大小从而技术先进性相联系的，80年代初，无论是钢铁、石油还是化工、机械，都是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以钢铁业为例，全国基本上是以大型钢铁厂为骨干，地方中型钢铁厂为补充的局面，但是后来许多乡镇企业纷纷涉足钢铁行业，事实上掀起了第二次大炼钢铁的热潮，许多著名亿元村如天津的大邱庄、河北唐山的半壁店等都是在这次热潮中发财致富的。但是乡镇企业所使用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淘汰的五六十年代的设备，技术落后，生产条件极为恶劣，能耗和污染都很大，但它们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灵活的推销手段硬是把劣质钢材推向了市场。这不但为今后中国的大批建筑埋下了坍塌的祸根，也使中国的技术经济指标不进反退。可以说，尽管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致富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它确实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深陷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歧途上去。因此，如果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势必要从全局的高度重新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寻找既能继续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又能减少资源消耗的新途径。

除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外，当然也不能放松继续提高大中型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方面的潜力也是惊人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中型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不快，与节能的经济效益不够明显有关。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资源税的征收额度，用以补贴资源节约型产品的推广。

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能耗高有其更加深层的原因。中国单位产值能耗高是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外围地位分不开的。中国的GDP主要由初加工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构成，这些产品都是高能耗、低价值的，而欧美GDP则主要由高附加值产品和金融、信息等高赢利的服务业构成，它们都是低能耗、高价值的。例如皮革行业，中国每年出口大量的生皮和低档皮，经意大利技术加工后就变成高档皮，能耗和污染都留给了中国，利润则给了意大利。又如，一架“波音747”飞机价格数亿美元，其中就可能有来自中国生产的铝锭和粗钢，但是中国得出口数百万吨粗钢或铝锭才能换回这架飞机。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美国自身所耗的能源和矿产并不那么多，但是它却攫取了能源和矿产所生成的大部分高级产品和巨额利润。在全球化视野中，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整个世界资源（包括第三世界的全部劳动力以及他们消费的资源）都在为美欧日服务。因此，说西方文明是资源耗竭型文明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单位产值能耗高首先是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外围地位分不开的。只要中国不摆脱这个地位，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的国度。如果中国考虑摆脱这个地位，形成自主的经济结构和体系的话，至少将为通向资源节约型经济打开通道。

从根本上降低能耗，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在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两个层次上都做出重大调整。如果在生产什么上没有根本调整，生产技术层的调整总是有限度的。比如汽车产业，当我们选定了以小汽车作为未来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时，那么无论生产技术如何改进，资源利用率如何提高，都会需要大量钢材、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需要大量的水泥、土地，都会造成大面积的空气污染。但如果选择以地铁、轻轨列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混合构成的公共交通体系，并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合理规划布局，尽量使人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靠近，则资源压力就会得到极大减轻，而交通质量（安全性、快捷性、方便性、舒适性）也会得到极大改善，人们每天不需要在路上花费二三个小时时间，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提高。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资源节约型经济首先将在生产什么上考虑节约。

可见，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