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的复杂形势，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稳增长、防风险的政策，2015年5月以来经济运行积极因素有所增多，出现了缓中趋稳、缓中有进的势头。经济运行基本在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范围内，就业形势基本稳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增长动力正在形成。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上升。

    解决问题的思路需要调整

    破解债务—通货紧缩难题，有两个思路。一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结构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宏观调控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奠定好微观经济基础。这一思路有可能导致短期经济下滑、失业增加、局部金融风险暴露。

    另一个思路是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主基调，注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2011年以来的这一思路，保持了经济发展基本稳定、保持了就业基本稳定、保持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经济结构调整也有所进展。但“多个宏观调控目标、多项调控政策、多种改革举措”并行的局面，也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上述的很多问题。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仍有潜力、余地和韧性，只要加快结构调整，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中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逐年小幅回落，但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扩大内需有潜力。

    近几年，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收入增速明显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为加快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宏观政策仍有运用空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

    当前经济的六大问题

    中国经济运行中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仍非常严重，产能过剩的矛盾不断积累、经济风险开始显性化、社会信心不足、市场预期有所恶化，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拉动的边际作用下降，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这需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矛盾凸现。受外需持续低迷、前期产能扩张过快、国内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等因素影响，中国需求结构从以住、行为主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传统商品需求萎缩，与之对应的产业产能出现相对过剩，有的甚至绝对过剩。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不同，那时产能过剩是主要是需求不足引发的，反映在1998年至2002年包括居民消费价格在内的价格全面下跌。本轮价格调整主要反应在工业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下跌上，表明产能过剩主要不是需求不足引发的，而结构调整缓慢的结果。与此同时，电信、金融、教育、文化、养老、体育等领域被严重垄断和管制，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导致这些领域供给严重不足，价格过高。

    二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期。经过十余年高增长后，中国房屋存量已大幅度增加，2013年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05套，基本达到饱和点。随着劳动人口减少和城镇化速度减慢，2013年当年销售量已经是房地产需求的高峰值。与此同时，房地产在建规模仍然较大，住房空置面积较多，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趋势性下跌和周期性减速的双重调整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和房地产周期变化规律，房地产调整期一般需要3-5年，考虑到2014年已经开始调整，房地产低迷至少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三是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下降。过去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土地出让、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产能投资。地方政府融资配合中国的财政支出，也放大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也加大了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地方政府债务2014年底增至24万亿元。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地方政府融资的不断规范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减慢等原因，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会干、不愿干、不敢干、不能干的现象，政策执行力下降。

    四是企业经营困难。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较快，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较大，税收负担加重。自2014年8月开始，企业利润出现负增长，严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和生产经营活动。

    五是潜在经济风险显性化。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股市、汇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地方政府积累的大量债务需要置换，风险隐患防范和化解任务艰巨。

    六是需求管理政策效果减弱。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部门的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违约风险上升导致金融机构流动性偏好提高，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波动不能有效传导到资本市场，货币政策效应较差。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足，产能过剩投资乘数减小，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效果减弱。

    上述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会使“债务—通货紧缩”效应问题进一步恶化，引发今年年底和明年经济再次下行。所谓“债务—通货紧缩”是指经济在某个时点处于“过度负债”的状态，引发债务清偿，引致资产价格下跌和负债率上升，相应的货币供给收缩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并导致价格水平下降和实际利率上升，这会引发悲观情绪和信心丧失，影响经济发展。

    供给和需求双轮驱动

    未来一段时期，应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经济风险，加大改革力度，激活市场活力，实现增加有效供给和刺激有效需求双轮驱动。

    1、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辅之于环保、技术等标准，推进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加快落实税制改革政策，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进水、电、油、气、运等资源和基础产品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杠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2、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为完成今年的预算目标，在年底突击加大税收力度、控制预算支出，造成类似于2014年年底那样的紧缩财政政策的局面。一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建议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左右，扩大省政府一般债务发债规模。二是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力度，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作用，加快铁路、城市地下管网、停车场、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保证国家批准的1043个PPP项目的落地。三是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废除各种由政府发起的产业基金，采取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对国家引导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全面减税。四是加大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托住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底线。

    3、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是建议M2增长12%左右，继续降准，引导全社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容忍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二是稳定股票市场预期和信心，相关部门要及时向市场传递政策信号，不能让市场随意猜测政府的意图，尽管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 三是推动资产证券化，拓展融资渠道，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解决长期资金筹集问题，增加金融机构化解风险手段。

    4、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一是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进政府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为创业、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二是支持区域性资本市场发展，如新三版、担保、众筹等新业态。三是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措施；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政策扩大到所有科技园区和科教单位。

    5、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推进金融、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广上海自由贸易区有效做法，促进跨国公司扩大对服务业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境外项目合作，带动发电、轨道交通、钢铁、化工、有色等装备和产品出口。加强多边双边合作，推动与相关国家的自贸区谈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