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业内专家预计，明年财政政策在大力发展PPP、上调赤字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将更加积极，进一步助力经济企稳。

PPP助力基建稳增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让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问题。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支出快速增长，尤其是民生支出快速增长，而民生支出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性特征，只能上不能下。

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至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25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839亿元。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认为，从该数据看出，未来或面临进一步收入放缓和支出增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基建投资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明年基建投资可能继续放缓。

“作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基建投资在今年下半年的状况不好。”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今年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远低于上半年水平。从基建投资融资状况看，下半年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处于本世纪初来最困难状况。目前基建投资融资来源是负增长，与基建投资增速间存在巨大缺口，基建融资增速远不及基建投资增速，表明现在基建投资面临融资瓶颈。如果融资瓶颈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缓解，明年基建投资将在今年下半年较低的增速水平上进一步下滑。

“当下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基建投资缺钱，加上民间投资挣不到钱没有积极性，所以节节减速，甚至往外转。今年前10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量同比增长53.3%，已超去年全年对外投资总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

业内人士指出，2017年基建投资能否稳定，除财政支出支持外，PPP项目等进展情况也将发挥较大作用。

据申万宏源研究统计，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PPP落地规模达到1.56万亿元，落地率为26%。预计明年有望加快落地，落地规模较2016年显著扩张。按照PPP项目周期，2017年PPP落地规模将显著高于2016年，预计为2万亿元至3万亿元。

另外，预算内资金不足也将制约财政政策发力，而PPP则可以吸引良性民间资本参与。12月初，中国PPP基金与9省区分别签署合作设立省级PPP基金协议，基金总规模437亿元。包括具体PPP项目164个，项目总投资额5900亿元。

财政部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督促中国PPP基金落实政策定位，充分发挥引导撬动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促进PPP项目规范运作，推动我国PPP市场健康发展。

赤字率可适度上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财政赤字率反映的是财政配置工具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赤字水平高低表明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红线标准。今年财政赤字率上升至3%，计划赤字规模为2.18万亿元，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为14.83万亿元和16.58万亿元，财政赤字接近1.76万亿元，仍有4211亿元赤字资金没有使用，财政收支状况健康。

“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需扩大一些财政赤字。”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明年财政赤字或继续扩大。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从赤字率来看，目前整体债务率和赤字水平仍有上升空间，还可适度扩大赤字率。当下政府整体狭义债务率不到50%，相较部分西方国家要低，如德国债务率就处在70%至80%之间。

赵庆明认为，现在必须打破维持3%赤字红线思维，若赤字率维持在3%，实际上债务率是在收窄，相当于去杠杆。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要保持在6%以上，那么对政府来说应加杠杆，尤其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比地方政府要高一些，且具有很强投资作用。如果政府加杠杆，政府赤字率应会超过GDP增长率。

徐高也表示，明年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举措，预算内赤字有进一步放大空间。地方债置换的规模还要进一步加大，且要考虑把地方政府增量的债务需求，纳入地方债置换口径中。另外，国开行财政性、准财政资金也要加大力度。在此背景下，通过财政发力进一步稳住基建投资融资，保持基建投资平稳增长，以起到稳增长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目前财政赤字率已到3%，明年至少应延续该水平。如果有必要，适当提高一些也未尝不可。此前我国注重不超过3％的赤字率，但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对于赤字率究竟设在多少合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认为，一方面要考虑政府财政风险，另一方面要考虑现在实体经济需要。积极财政政策除在官方赤字率中有体现外，还有其他手段，包括财政存量资金、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专项债、政府性产业资金等。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业内人士表示，盘活存量、减税降费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在明年也被寄予厚望。

赵庆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端发力有两个方向：其一，在促进创新方面，未来增长动力在于创新；其二，民生方面，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应多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政府将所节约的资金用于二次分配，投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补贴方面。

在财政资金运用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明年的重点除传统扶贫方面外，要想方设法用“四两拨千斤”的逻辑去帮助相关领域投资增加。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能否有一些创新。“财政上拨一块钱，或用财政资金来担保，就能拉动四块钱、五块钱，甚至带动更多资金进入，光靠财政资金去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财政应起到杠杆、放大和担保作用。”

而对于财政存量资金和沉淀资金的使用，汤敏认为，有些财政资金使用缓慢，主要是因财政资金有严格规定，“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因此，要让它灵活使用变得更有效一些，让基层有更多发言权。如果看不清某个村、某个县或某个地方到底需要“酱油”还是“醋”，就要把财政决定权下沉一些，这样的效果或会更好。

另外，在减税降费方面，连平认为，2017年减税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今年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增长5.7%，低于经济增速。在经济缓中趋稳、经营效益下滑背景下，当前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制约经营发展。在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上，明年要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连平建议，可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部分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降费空间较大，比如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看，能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升经营效益，扩大征税基础，有助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汪德华认为，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要两者并重。其一，在城市地下工程、环保等薄弱环节的支出要适度增加。其二，有些税费可以降，但相应支出不能减少。比如社保类缴费，必须要与社会保障改革结合在一起，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使这方面税率有所减少。另外，一些政府性基金收入，全国范围内即使把土地出让排除掉后还有一万亿元，有些是没有必要收的。其三，税制改革，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这部分的作用会慢慢发挥，减税功能会越来越更明显。

宗良： 应更加重视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新常态下，要更多关注我国是否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实现我国新旧经济增长动能转化。整体来看，明年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要继续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好的条件。

重质量而非速度

中国证券报：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2017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定为“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说明了什么？

宗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到中高速。中高速并不是简单地要多高速度或多大空间，而是在一个合理区间内。在此过程中，要落实新发展，更多关注我国是否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果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有高速度也不要。希望速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更多是要让新经济内容增加。在此过程中，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把整个经济发展效益提高，实现我国新旧经济增长动能转化。

中国证券报：中国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2017年我国GDP增速为6.7%，是如何预测所得出的？

宗良：整体看，明年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按照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假设是6.7%，预示着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保持在6.43%以上，“十三五”目标就能实现。这样的话，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就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不像原来必须在6.5%以上，现在保持在6.43%以上就可以。未来几年可以保持在6.5%左右，这是执行目标，但在执行时可略微朝前赶。

2017年我国GDP增速预测为6.7%是综合考虑三大需求合理的平衡：其一，出口有望取得一定好转；其二，消费基本维持合理水平；其三，投资相对平稳。三大需求基本平衡，为经济增长奠定较好基础。同时，如果供给侧改革的推进能取得进一步成效也会创造更好条件。其中，“一带一路”是关键环节。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会开拓相应的海外市场、为工业企业提高效益奠定一定基础。

中国证券报：当下经济已探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宗良：“十三五”期间经济能保持在6.5%左右或6%到7%的水平，就是一个很好的增长速度。“十三五”后，增长速度甚至有可能再降一点。关键在于保持一个合理增长速度情况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而不是简单地看几个数据。未来应更多看经济质量，如果我国能在一些颠覆性技术中取得重大突破，比如5G技术、石墨烯、量子通信和核聚变等技术，一方面经济速度会快一些，另一方面即使不快也不会着急。

如果我国未来能在这些具有颠覆性的技术中取得突破，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我国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底”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变化，那么“底”就和现在的差不多。因此所谓的“底”在不同情况下并不一样。我们能站在技术创新的前沿，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又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平稳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才是中国未来走在前列的关键。

政策助力转型升级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明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宗良：目前情况下，我国总的目标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可以概括出政策的基本导向。首先，财政上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支出上更加有利。税收上适当下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货币政策来说，保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太宽松会压低汇率。

其他政策上，比如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机配合，从全球化角度看，如“一带一路”；从国内看，比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和东北振兴。另外，要在合理范围内有效控制金融风险。

中国证券报：明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注意什么？

宗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去掉了一些低端产能。PPI在54个月后开始慢慢回暖、逐渐变正，这种趋势可能持续。但此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既然改革出现效果，其他的就不用进行改革。不能因取得一定成效就不进行改革，要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去掉低端产能，不断实现高端产能转型升级。

在2016年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明年更有条件推进转型升级。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中的低端去掉、提升高端，在一个较高的阶段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匹配，这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好的条件，既可以实现短期稳定，又能解决长远的转型升级问题。

（宗良，博士，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中华博士会副会长。近年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世界黄金协会等多项重大课题。）